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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病变

时间:2014-06-19 15:16 来源:未知 作者:55 浏览量:846 []

随着土地流转呈规模化增长,由此衍生的乱象也多种多样。这其中最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是,被征地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的丰厚收益。

不允许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农民就不能凭借土地财产权参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归集体,农户仅享有承包经营权,这造成了农村土地事实上的产权缺失,阻碍了土地正常流转。

而只有依法维护农民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才能让农民完成原始积累,进而解决中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难题。

伤不起的土地流转

如果不是房东随意丢掉的一份报纸,来京务工的河北迁安籍农民高贺似乎早已忘记,因土地流转,他所在的村子曾经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而点醒他的这篇报道,恰与2012年年末在京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关。

有消息称,本次会议重点是研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全面部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有观点认为,会议提出的“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继十八大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总体要求之后,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找到的一个切点。

此次会议明确强调,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这是一条底线,且要守住这条底线。

易庄个案

高贺本是迁安易庄村的村民,在家排行最小,往上还有一兄一姐。因有木工手艺,2005年开始,高贺的父亲便带着大哥远赴河南安阳一带承揽家装类的小工程,大姐则在唐山做家政服务。

两年前,他和留守在村里的母亲、大嫂一起打理家中承包的5亩水浇田,“一般的年景,一亩地一年下来能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

2009年咋暖还寒时,村里开始流传一种说法,称有大企业要来这里投资建厂,但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企业。而同样的消息也在周边几个村子不胫而走。

时令不等人。播种条件具备后,村里每家每户开始投入生产,“大企业建厂”之说也就没人再提了。

那年夏天,高贺的母亲突发脑淤血被送医救治,转危为安后接受住院治疗。为了照顾母亲,他和大嫂轮流守在病床前,地里的庄稼几近撂荒。

就在此时,村里一位种粮大户对外宣称,自家地每亩打出1300多元的粮食已经不成问题。在高贺眼里,这位种粮大户是有本事的人,地种得好,在城里还买了楼。

之后,易庄村村民迎来了一个“多事之秋”。

母亲病愈出院后,村干部就来到高贺家里传达上级指令,说易庄、白庄、南丘几个村的大部分土地要流转给企业建厂,让高家人在一份土地流转协议书上签字。至于建什么厂子,高贺说他问过,村干部先是不让问,几经犹豫后只说了句“是一个很大的农业项目”。

很快,远在河南的高父打回电话,说土地流转在河南也有,“只要村里人都同意,补偿款给得合理,就转吧。”

但事非人愿。按照高贺的说法,当时流转协议中规定,每年每亩水浇地流转款1000元,旱地每亩每年600元。看似旱涝保收的一纸“契约”,在几个村的村民心底却像强制卖地。

“村里人都认为,补偿款给得不合理。当时,有懂中央政策精神的村民代表还安慰大家说,土地流转的原则是‘自愿’,自己不同意的话,上级是不会强行让你流转的。”

没过多久,村民发现,这种名义上以自愿为前提的土地流转实际上已经走了调。

“你不签字能行吗?人家逼着你签。”高贺说,“起初村里、镇里干部的态度还可以,凡事商量着来,后来却搞起了株连制。村小学有位李老师,因为他爱人不在流转协议上签字,就被校长撵回家去‘做工作’,如果再不签字就不让她上班了。”

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柏庄、南丘等几个村。更多村民加入到抵制“流转”的队伍中,他们开始利用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不满。“白庄村的村民还分了工,有负责上访告状的,有负责联系电视台的。”高贺说。

尽管如此,施工方还是在“流转”而来的土地上圈起了三米高的围墙。

“非农化”暗疮

高贺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所谓的大企业要建的并非农业项目,而是一座钢厂。

“好好的一片土地真要建起钢厂,以后受牵连的还是老百姓,光污染就够村民受的。”高贺认为,这是当时村民极力反对土地流转的最直接原因。

对此,《民生周刊》记者联系到一位知情人士。据其回忆,2009年8月,河北某钢铁集团以筹建大型现代化养鸡场为由,拟占用上述几个村的3600亩土地作为建设用地,其中集体土地2500亩、农民承包土地1100亩。

“而所谓的‘流转’,实际上是当地假借政策之名,变相租占农业用地。”这位知情人透露,按照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承诺,企业可以先与村委会签订一份租用地协议,而后村委会再与农民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待流转工作全部完成后,企业将“租金”分期交给各村村委会。

至此,又一个问号被划出。钢厂是一个典型的工业项目,依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 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既然如此,这家钢铁集团为什么要将新项目选址在农用地上?又为何要借用“养鸡场”之名呢?

上海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陆欣认为,项目建设所占用的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也就是说,如果上述项目还在原址建设,那么几个村的农业用地必须依法先进行“转制”,即转为建设用地。

“但前提是,项目选址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陆欣解释说,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市、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

在对易庄村的情况进行分析后,陆欣认为,当时,该企业之所以把厂址选在农村土地上,一是想绕过国土部门的用地监管,简化或者规避用地审批手续,做到快速施工、快速投产,尽早收回投资成本;二是逃避应缴的土地出让金,减少用地成本。

对于为什么要用养鸡场项目之名去掩盖钢厂项目,陆律师认为,这也是问题的本源。“中央推进土地流转的目的是要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设现代农业。因此,流转出的土地必须保证其农业用途不变。也就是说,你建的必须是农业项目。”

他认为,这个案例足以说明,当年该企业用养鸡场项目占地虽然利用了流转政策的概念,但实际上损害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陆欣甚至断言,在该企业整个跑马圈地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实则起到了助推作用。

农民的恐惧

事实上,农村土地流转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是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形式将经营权转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

有数据显示,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进展迅速。2011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2.07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2%。

在此过程中,尽管中央反复提出要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上稳妥推进土地流转,但实际上,处在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往往面对的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基层政府、尚存依附关系的农业企业,甚至是实力雄厚的非农企业。在这种权益失衡的局面下,政策落实在下游环节中走调成为必然。

2008年,位于江省中部的淮安市批准建设了一个生态旅游服务中心项目,有报道载明,用于项目建设使用的绝大部分土地,是当地政府以经营权流转之名从农民手中征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农民“自愿流转”这些土地,当地实行了“先拆房、后流转土地”的办法。许多被拆了房的村民在稻谷收割后不得不搬到了远离土地的出租房里。一两年后,他们搬到了集中安置房,而集中安置房离他们承包的土地依然很远。耕种不便加之村里不让播种,土地自然只能“流转”出去。

在拆迁过程中,当地有关负责人说,村民有集体性质拆迁和国有土地性质拆迁两种选择。按照所谓国有土地性质拆迁,农民可以拿到更多的补偿金。

2011年下半年,《民生周刊》记者在黑龙江、河北、河南、山东4省部分地区调研发现,手中拥有10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实际上并不情愿将其流转出去。一方面,流转过程中尚存的乱象使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心理趋于强势;另一方面,农民对转出去的土地在收益保障上没有预知。

对另外一些农民而言,随着网络化的无盲点覆盖,他们已经掌握了用科学技术指导农业种植的基本技能,有能力更好地耕种自己的土地;而受物价上涨、土地附加值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担心土地在流转出去之后,收益会低于自己耕种或存有土地所获得的总体收益。

而更为普遍的一种心理是,绝大多数农民拥有恋土情节,认为拥有土地实际上是一种安全保障。

“城下之盟”后患

对于上述现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焦必方在分析时指出,我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路径是建立在低成本土地基础上的一种粗放性扩张。

他认为,城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土地,而这种低成本粗放扩张是以损害农民权益为代价的。农民交付出土地,却没有享受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政策在制定或执行过程中,恰恰忽视了农民在土地流转时的权益分配,这助长了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一些不和谐因素的抬头。

不仅如此,此前业内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忧虑:土地是农民积累原始资金最快捷的方式,虽然农民拥有了土地流转权,但如果迫于自身经济压力急于兑现,甚至是在不了解市场定价、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将土地低价转让,其结果将是农民失去最后的保障,沦为无钱、无地、无工作的“三无”农民。

著名评论员李星文此前发文表示,农村土地流转意味着生产资源的再分配,如果遵循自觉自愿原则公平有序地进行,它就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流转的过程中带有强制或者诱骗的性质,夹杂了某些人侵吞别人利益的私心,它也可能荒腔走板。

他担心,对于那些以种地为生、本不想流转土地的农民,有的可能会被强势经济组织逼着签下“城下之盟”。一段时间之后,失去土地而又找不到新的生计,他们就可能成为赤贫的流民。

“开始时,失地的人还不多,但土地流转是个动态的过程,拥有较多土地的人倾向于拥有更多的土地,土地整合的规模越滚越大,失地农民将数量倍增。”李星文说。

分享政策红利

高贺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现在,他们村里的年轻人都不太情愿在家务农,如果流转政策能够不走样地深入基层、落实到农村,很多农民愿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有农业部官员在分析、解读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时透露,今后,中央将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范围,争取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同时,中央还将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制度。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认为,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是明晰土地产权,为农村改革发展顺利进行创造基础保障。

有评论指出,“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是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未来农民可以像市民一样拿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证,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份政策红利。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0月底,全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率达到86%。天津、海南、安徽、广西等地发证率达到95%以上。

“今后要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将土地要素与产业资本、农业企业有效联系起来;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能,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显化土地资产价值。”王世元说。

农地流转三十年

土地流转,从1984年首个相关中央文件出台至今30年,其发展迅速令人吃惊。在二、三产业吸纳一半农村劳动力、城镇化大面积铺开的今天,土地流转也从当初的一种辅助形式,转变为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

小岗村的新“冒险”

1978年的一天,在有“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之称的安徽省滁州市小岗村,18户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这些村民也许不会想到,30年后,他们会亲手将当初冒险分了的田又合并到了一起。

2001年时,河北省张家口市长江村村民租用了小岗村79亩分散土地种植葡萄,首次将“土地流转”的概念引入小岗村。但缺乏经验的小岗村并没有将流转的土地集中起来,造成了长江村村民经营土地分散、难统一管理。3年后,长江村村民因此离开小岗村。

如何更合理地流转土地,成为摆在小岗村面前的一道考题。

长江村的“经营者”离开之后,小岗村村民开始了漫长的摸索。2004年,村民严德友接手了长江村的土地经营权,成立了葡萄协会,开始了土地流转基础上的规模种植、合作经营。上了规模后,小岗村所在的小溪河镇政府开始对其进行大力补贴。“只有经营上了一定规模,才会得到政府或金融部门的支持。”镇政府工作人员解释道。

“过去我们冒险分了田,现在却要回到‘大集体’,这不是搞倒退吗?”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小岗村前任村支书严宏昌问自己。

2008年3月,小岗村村委会针对土地流转进行了全村摸底调查,结果同意将土地集中起来的村民达到八成。

2008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来到小岗村,与村民共商农村改革发展大计。在谈话中胡锦涛表示,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也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胡锦涛的考察意味着,小岗村这个曾经的农村改革先锋,又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弄潮儿”。这一次的改革,核心是以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合作经营。

“合作社是新型经营形式,只有规模生产、集约经营才能提高生产力。”总书记的到来,让村干部沈浩兴奋不已,“特别是胡总书记来小岗,一方面是对我们工作和探索的认可,另一方面也给‘小岗’这块金字招牌镀了厚厚的一层金。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招牌发展自我,小岗的历史使命还没完成!”

严宏昌却不这么认为,“1978年改革的争论还没有停止,新一轮的争论又来了。”作为“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对重新集中土地有自己的顾虑,“如果把地‘收回去’,再要拿回来就难了,农民到时候是不是一点靠头都没有了?”

事实上,村里不少人认为,将土地流转出去是一次新的冒险,“流转出去了,会不会拿不回来了?”

从分田到户到土地流转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获得了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各种专业经营户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意欲离开土地,同时一部分种田能手又想多种土地,土地的转包、转让开始在一些地方出现并逐渐增多。

1984年,《福建论坛》发表了一篇名为《土地转包经济处理方式调查》的报道。该调查显示,福建省当时的土地转包方式主要分为三种:联营式、有偿转让式和无偿转让式。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1983年转包土地的农户已占全县总农户的4%,转包土地总面积已占到耕地面积的2.6%。

这只是冰山一角。为了顺应潮流,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这是《民生周刊》记者找到的首个关于土地流转的中央文件。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延长耕地承包期,允许继承开发性生产项目的承包经营权,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

除了文件的鼓励外,城市建设也成为农民离土进城的重要客观原因。此外,农民的市场意识日益增强,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和集中速度明显加快。

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组进行过一次全国性调查。调查显示,当时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约占承包地面积的4.44%。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较大、比例较高,如苏州市已达到25.3%,福建省龙海市达35%,广东省有157万农户进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占土地承包户总数的14.7%。

针对这些实际情况,《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了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它方式流转。

2005年1月,农业部颁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当事人权利、流转方式、流转合同、流转管理等进行了可操作性规定。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发,其中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流”走的耕地

30年间,土地流转的发展迅速令人吃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组最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执法检查报告(2011),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2.07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2%。

但同时,随着土地流转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系列乱象。其中农用地流转“非粮化”、“非农化”和“非林化”现象,因直接威胁到我国18亿亩耕地“红线”和粮食供给安全等,成为土地流转乱象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在2011年12月28日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农村土地承包法执法检查报告时表示,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贯彻落实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面临的新情况需要研究解决。

“有些地方对工商企业大面积、长时间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监管不力,用途上存在‘非粮化’、‘非农化’和‘非林化’的问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土地撂荒现象。”乌云其木格在会上表示。

事实上,这一情况并非2011年才浮出水面。早在2004年之前,农用地流转“非粮化”、“非农化”和“非林化”现象就已经非常突出。就此,2004年国务院下发了《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其中提出“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的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圈占土地、乱占滥用耕地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决定》还特别就基本农田被非法占用和改变用途问题做出了强调:“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擅自改变用途,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禁止以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或者‘设施农业’等任何名义,占用基本农田变相从事房地产开发。”

去除窠臼进行时

“流转出去了,会不会拿不回来了?”小岗村民的担心,并不是个别现象。目前为止,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法律保障。

在2011年国土资源部联合财政部、农业部下发的文件中,是这样描述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现状的:“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总体滞后,有的地区登记发证率还很低,已颁证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大部分只确权登记到行政村农民集体一级,没有确认到每一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这与中央的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不相适应。”

这种长期存在的窠臼,在2010年后逐渐开始化解。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2012年12月,国土资源部表示,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进入到整体验收阶段,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将在2012年底基本完成,2013年9月30日前完成全国验收。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登记发证,依法确认和保障农民土地物权,将把农民与土地物权紧密联系起来,可以有效确立农民与集体、农民与土地长期稳定的产权关系,进而形成产权明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就是要为农民颁发一张更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这样总结。

“一号文件”里的农势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有望聚焦农业经营体制。”早在2012年11月底,就有媒体报道有关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新闻。这是记者接触到的最早传出的“一号文件”信息,也曾一度引发外界的诸多猜想。

随着传统新春佳节的来临,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在即。无论从媒体的公开报道,还是接近核心部门人士的权威解读,“一号文件”连续第十年聚焦“三农”似乎已无悬念。但是,即将出台的“一号文件”,到底如何鼓励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30多年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延续?怎样解决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监管难题?农村土地流转的乱象能否得到遏制?

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起草领导小组成员;徐小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参与了“一号文件”的前期调研工作。

1月中旬,《民生周刊》记者约访了上述两位专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徐小青透露,“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还将提出一条全新的要求,即要求相关部门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包括林地和草原)的准入和监管制度。”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则认为,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最重要内容,应该构建一个新型的,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体系。“这种社会化服务体系应该是公益性和经营性相结合的。”

《民生周刊》:外界都在推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最大的亮点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但这种创新并非近两年才出现,为何会“旧事重提”?

徐小青: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有两方面深层背景。第一,我国农业近十余年发展迅速,实现了粮食九连增,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物质条件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为规模经营奠定了基础;第二,十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迅速,农村劳动人口逐渐向二、三产业转移。目前第一产业劳动力已经转出了一半,青壮年大多就近打工或外出就业,留在土地劳作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这也使许多农村土地具备了扩大经营规模的条件。

两方面条件都已具备,因此,中央经研究决定,将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作为今年“一号文件”的重点和亮点。

《民生周刊》:创新了以后,旧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会延续吗?

韩俊:这种创新确实是相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基本农业生产经营制度而言的,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任何时候都是我国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现在讲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绝不是要脱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基本经营制度去另搞一套、另起炉灶,而是要用新的形式更好地为基本经营制度服务,要更好地使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民生周刊》:更好地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韩俊:我认为进行创新,要靠四个抓手和一个基本前提。第一抓手,新型经营主体是新的要素配置和组合,即要扶持一家一户的农民发展专业的、规模的、集约化的生产;第二抓手是新的联合与合作。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社数量很多,但社会认可度较低,要培养一批规范和带动作用强的合作社;第三抓手是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个体系应该包括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服务体系和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服务组织;第四抓手是培育新型农民,让年轻人留在家里务农比外出务工更划算。

一个基本前提,是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要明确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期限,明确承包权的权能,以及这种权利长久不变的实现形式。简单说,就是为农民颁发一张更具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好让他们更好实现土地流转。

《民生周刊》:为什么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是进行创新的重要前提?

徐小青:这项工作对国家来说是摸清家底,对农户来说是一种权力确认。无论哪种形式的创新,都需要扩大经营规模,而土地流转是必经之路。你用法律确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和期限,农民才能够放心去流转土地,进行农业经营体制创新。

现在为什么很多地方农民的土地流转不动,就是因为这套制度还不够确定,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农民需要这个东西,创新也需要这个东西。

《民生周刊》:此时,回头观察土地流转的实施状况,还存在哪些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徐小青:土地流转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就在开展,总体来说开展得不错,但在操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乱象,主要表现有两种:农业耕地非农化和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

这些乱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过去对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准入门槛太低,没有一套准入和监管机制。我国政策一直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但是政策放得太宽,长时间缺乏准入和监管,导致鱼龙混杂。

《民生周刊》:即将出台的2013年“一号文件”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是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会在未来五年产生怎样的影响?

徐小青: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要求相关部门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包括林地和草原)的准入和监管制度,这是以前从未提出过的全新内容。相信在未来的五年中,这条新要求能很好地遏制土地流转乱象,对保护农户承包耕地产生深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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